年轻时，陈道明因拍摄《围城》认识了钱钟书。去钱钟书家做客时，发现他们家里没有录像机、电视机，也没有电话，唯一的电器就是煎药的药锅子。看着钱先生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，太太杨绛在旁认真看书，那种场景深深触动了陈道明：“突然发觉自己贫乏、可怜乃至丑陋。”从那以后，之前还有点享受外界追捧和赞誉的陈道明变了，他开始变得低调、克制。他努力变成自己想

钱锺书和杨绦夫妇曾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整天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，胸前挂着纸壳做的大牌子，遭到没完没了的批判和侮辱。这天，夫妇俩又要被游街。钱锺书找出两个纸壳，展开后都用隶书工工整整地写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六个大字，然后问杨绦：“看看我写得怎么样？”杨绦笑眯眯地端详了一会儿，说：&ldqu

领跑员徐冬林和刘翠青书写了一段传奇的赛场故事。最后一枪上跑道前，徐冬林做了一个深呼吸，橘色背心上贴的标签“Guide（领跑员）”随着胸腔起伏。刘翠青听到了这一声长长的吐气。她没有多问，在赛场上，她只负责不停地跑，方向、节奏、成绩，全都交给徐冬林主导。这是2021年9月4日，东京残奥会田径女子200米T11级的决赛现场。刘翠青是一名盲人

莫娣·刘易斯，不是个“正常”的女人。1903年，莫娣出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平民家庭，因为患先天*关节炎，发育不良的身体不可控制地弯曲，小小年纪就佝偻如老妪，加之跛脚，她被周围的人恶毒地称为“跛脚鸟”。莫娣的父母早逝，死后留下一栋房子和一些现金，但哥哥以莫娣残疾为由，剥夺了她的继承权，私自把房

“谢谢你们理解我。”火车即将进站，阿武匆匆忙忙过了安检，又突然转过身，郑重地弯下腰，向我们一行为他送别的朋友鞠了一躬，缓缓说出这句话。熙熙攘攘的人群朝他投来片刻惊疑的目光，瞬间又四下奔流散去。阿武祖籍新疆，在宁夏出生，他长得高大，鼻梁高挺，眼窝深陷。但自己究竟长什么样子，阿武其实也很模糊。记忆里，儿时的轮廓早已如纸画浸水，变得模糊了。

中学的时候，我参加过1500米赛跑。比赛刚开始，我就因先前训练过度而感到脚踝痛。我眼见着其他人不断超过我，不出两圈，我就落到了最后面，心里特别着急。这时候赛道边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：“这些女的跑什么1500米，等一下全都脱一层皮！”我突然感到不服气，倔脾气发作了，发了狠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咬在嘴里，忍痛继续跑！我飞快地掠过了赛道上的

48年前，我在一所乡村小学当班主任。学校离家不远，只需在一条俗称“牛车路”的大路上走10多分钟，路两旁是田垌。晚上，改完作业，信步回家，一路有呱呱的蛙声、唧唧的蟋蟀声。初春，风夹带着紫云英的淡香。深秋，稻子收割以后，农民在田里堆起带禾稿的泥来焚烧，来年用作肥料，空气里充满亲切的焦煳味，一如灶头上被急火烧过头的锅巴逸出的香气。一个夜晚，

我妈是个知青，我爸是个农民。我妈是城市户口，我爸是农村户口。这不只是简单的工农混搭，也是命运的羁绊，让我最初的生活充满矛盾、碰撞、愤怒、不甘、无望、争吵——这些词离幸福都有一点儿远。作为生产队队长的儿子，我爸一心要找个城里姑娘结婚。任凭做媒的人来来往往，他毫不动心，直到生产队的王会计带着我姥爷的意思踏进门槛，我爸才认定了这门亲事。在我

一九七一年的一天，我七岁。父亲带着我，走在上海金陵东路上。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油豆腐粉丝汤的个体摊贩，父亲眼睛一亮，就拉我坐下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这是一九七一年，个体摊贩是非常罕见的。更惹眼的，是我父亲还穿着一身军装，浑身上下散发着豪迈的军人气质。就这样，军人、小孩、金陵东路、油豆腐粉丝汤小摊，各种机缘巧合，构成了那个年代一道可遇不可求的奇观。这是我第一次吃油

和同龄的女人相比，我的人生经历可能要多出那么几个小疙瘩。二十六岁前，我在江苏如皋生活。小时候被养父养母抱养，少年时又返回亲生父母身边，高中毕业后突然染上顽疾，缠绵病榻多年。二十七岁那年远嫁浙东小镇，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从头开始。先是开日用小杂货店兼帮人缝补旧衣服，后被拮据的生活所迫摆起了地摊。摆地摊的钱不好赚，没有哪一天不是凌晨三点多起床去菜市场抢地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