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

文｜林松果

编辑｜姚璐

第一批住进养老院的人

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。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，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。

第一次去，也是这位医生带路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迷路了。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、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，最后才看到了「玉山老年公寓」的指示牌。越过一条敞开、流动着的下水管道，三张破沙发，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，告示上写着，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。我的第一印象，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，我们等人开门。

一打开门，还没看清里头的景象，我就被一股气味冲晕了。到处是陈年尿臊味，混合着一片不知何年何月的板结牛奶、水泥灰、油漆、花草、汽车尾气、汗臭和脏衣服的味道。员工们很忙碌，办公室很拥挤——人的活动、气味和声音，在有限的空间里竞争。

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，来做养老研究？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，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，也学过中文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。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，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，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，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、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。

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，那就是养老——当人们老了，谁来照顾他们？

我的理解中，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因为家人会照顾你，你的长子、儿媳会照顾你，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。生育率的下降，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你知道，（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）一个孩子、两个父母、四个祖父母，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。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，但这对家庭来说，已经不现实了。

当然在美国，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。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——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。很多研究文章说，中国的「银色海啸」即将到来，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……但其实，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。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。

在过去，「三无老人」（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）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，但是我想找的，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、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，他们往往有子女，有收入。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他们和家人、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。

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，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，冬天很冷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，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，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，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，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，我没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。

那一年，大概有7个月时间，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。那里的工作人员，一见到我就摇头，或叹息责备道：「你又来了。」在一个个炎热、寒冷、刮风、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，我要么来早了，要么来晚了。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，为什么我总是，像他们说的，过来「晃悠」。

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，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。他皱着眉，摇着头，指出许多他说「没有意义」的问题，比如是否成婚，「大家都结婚了」，是否城市移民，「没意思！」

你知道，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，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，一定是一个奇怪的、打破常规的存在。好几个月过去了，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，我为什么在那儿？我在做什么研究？但非常幸运的是，他们很欢迎我，对我很友好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，坐下来和我聊聊。

这段时间里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。平均每天，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、工作人员交谈。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，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。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，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，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，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。但对他们的观察，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。

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，一支耶鲁圆珠笔（作者当时为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）。有一位老人叫唐柏，他很精神、健谈，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，也总跟我说，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，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—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来到的人，我很乐意顺他的意。

他们为什么住进了养老院？

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，但为什么选择玉山，正是因为它的普通。

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。大概有300个床位，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，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。正因为收费不高，它吸引了更多住户，平常总是满员。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，而非那些「模范养老院」。

在这里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？

对老人们来说，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。

但总的来说，我发现，老人们进入养老院，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，有些人是主动选择。一方面，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、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，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。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，也是主动的作为者。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，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，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。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——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，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，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他送饭。但是有一次，女儿和丈夫要出去两周，就商量要把张爷爷怎么办。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主动说，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。女儿女婿反对，但他很坚持。

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，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。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，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。我感觉他……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。

我们认识时，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，有了孙子孙女。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，但待不到一个小时。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，但「不敢」叫他们那样。他把自己放在第二位，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，来几次，总是把他放在心上，「我没有怨言，我不能埋怨他们。」

张爷爷告诉我，他选择住养老院，与女儿的孝顺无关，是他主动选择的。他这样做，第一，是「想要解放孩子们」，给女儿时间、自由和空间；第二，正因为是他坚持要住养老院，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。他用自己的努力，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。

我确信，在养老院里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。他们住进养老院，不总是被动的，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。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、期望回报的父母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，真心盼望子女幸福。

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——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，不能和孩子联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，有被遗弃的感觉。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、波动的，他们说什么，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。

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，万叔叔。他之前中过风，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，他以为自己会回家，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，女儿把他送过来，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。两年了，女儿再没出现过。

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，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。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行，就容光焕发，说到住养老院，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。但当他摔了跤，身上伤了，情绪就会更低落，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。谈到当下，他就无话可说了 ：「没什么变化。」「什么也做不了。」「这病会跟到我死。」

他很少喊叫和抱怨，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，在破轮椅上打盹。他埋在臭烘烘、不换洗的衣服里，从不大呼小叫 ；即使需要上厕所，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，也是如此；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，他也一言不发，只瞪着眼哼了哼，直到有人发现，帮他扶正。

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。比起父母，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谈。我想一是因为面子，二是因为，他们不像老人，每天都会见到我，我是一个外国女性，对他们来说太陌生。

他们会解释说，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，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，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，甚至有人会自杀。子女们会说，这是「没办法的办法」。

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。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，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，比如对护理的监管、标准化、培训等等……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，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。

我总的感觉是，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，但也知道，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。

但尽管如此，我也惊讶地发现，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，只有一位说孩子「不孝」。很少有人说对自己不满。他们经常说，思念家人，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。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，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会说，担心自己拖累子女，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。

普通的养老院，普遍的现实

养老院的资源有限，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——比如气味。

在玉山，你会闻到（没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）尿味，也会闻到油漆味，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。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、更好的照护，子女们会花点钱，给护理人员小费，或者给她们送礼。

空间也是一种有限资源，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。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。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，防止老人走失；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；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；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，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的「叮当」作响。

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，有个露天的花园，有个小池塘，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。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，中庭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，平时总是热闹不断。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，花圃也围上了篱笆。

天冷了，下雨了，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，回到房间。在玉山，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，上下铺的床，下铺住人，上铺堆放物品。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。也就是说，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，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、纸巾、零食，一些袋子挂在床柱上。在这样拥挤的空间，有时还住着护工，他们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。

有一天，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，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。我们聊天那天，护工在给她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，就在房间里抖床褥，还把脏衣服堆在她床上——她非常生气，但她没做什么，只是走了出去，她不想惹麻烦。

吕奶奶的愤怒，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。很多时候，中国养老院里的老人，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：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，这让人感觉不适，没有归属感。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，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。

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，叫「幸福晚年公寓」，在这里，很多人住单间，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，人们有关门的自由。除了前门有人把守，这里唯一上锁的，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。

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。在这里，照护者时间不足，而老人时间过剩。

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。「每天都一样。」一位老人说。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：「整天就是吃、吃、吃，睡、睡、睡。」

我记得有一天上午，我在玉山，和一帮老奶奶坐着，午餐铃响了，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，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，拦下路过的护工，「她们上哪儿去？」护工答，「去吃饭」。老人很困惑，「我吃过了」，护工笑了，把她带到自己房间，「那是早饭！现在是午饭。」

她的困惑可以理解。在这里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，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，何时睡觉——午餐11点就供应了，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。

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，在不累的时候睡觉。都像列斐伏尔所说的，「放弃自我，交出自我，等候死期到来」。

有一次，我问他们，老年人最需要什么，一名女士大笑道：「关心我！」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。他们说，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：接到电话或有人来探望，感受到关注和关照。老人们说，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「关心」，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。但矛盾在于，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，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。

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，过年时，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？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。他说不会，恰恰相反——床位比平时更满。他告诉我，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，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。

照护，谁的重担，谁的解放？

谈到家庭养老，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，但事实上，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。人类学者邵镜虹（Jeanne L. Shea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，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，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——和其他国家一样，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，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，照护配偶的人，往往是女性。

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，当一方无法照顾另外一方，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。

有一位李奶奶，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，丈夫瘫痪之后，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他，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，无法搬动丈夫比她大两倍的身体，他们才送他来养老院。

另一位华奶奶，89岁了，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——她丈夫有老年痴呆，曾经三次躲过保安，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，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。谈起数小时的搜寻、无休止的警戒，华奶奶叹了口气，「我就是觉得，有点累了」、「我觉得我太老了」，她告诉我，「我还活着，但活得太累了。」

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。在中国的城市，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，而是在家里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。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。如果接纳了，比如华奶奶的丈夫，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。

但在中国城市的照护难题里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。

据我所了解，在传统社会，女性从夫居、从父居，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。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，但也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——这挺难的，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，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里了。

但现在，尤其在城市地区，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代同堂，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。2016年，邵镜虹、张彦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，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5.9%，仅仅比邻居的4.3%多一点。在权力关系里，儿媳原来是底层，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。

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，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：「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，媳妇和婆婆住，媳妇怕婆婆。但时代变了，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！你敢信啊？上周我媳妇给我买了些新衣服。我不需要，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。」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，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。

不仅如此，现在年轻人结婚后，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、义务的减弱，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，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。

但另一个问题是，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？

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，鉴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，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。还是根据2016年邵镜虹与张彦在上海社区的调查，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，儿子占26.5%，女儿占24.7%，比例基本持平。

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，尽管儿子、女儿的比例相当，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，远远大于丈夫——63%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。

所以，（当前的局面）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，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儿媳看似变轻松了，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，总有一天，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/婆婆，或照护丈夫的老年妻子。

慢性生存

我在昆明的那年，大概有三次，有老人问我，「能不能买来安眠药，偷偷捎进养老院？」

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，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，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，但我觉得，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——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，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。我的回应是倾听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

在养老院里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。我记得有一天下午，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，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，她觉得特别抑郁，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，她说不疼，但是哪里都不舒服，「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，只要打一针就完了」。我安慰她，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，但她不为所动，望向外面杂草丛生的庭院，哭着说：「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，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。」

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，比如中风，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，但不会终结。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（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）受到严格监管，养老院基本没有。没有缓解的希望，对许多老人而言，生命等同于痛苦。「活得越久，痛苦得越久。」

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「慢性生存」，它与「健康生存」相对，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，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。进入养老院，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，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，作为一具无法生产、只会消耗的身体，活得太久了，死得太慢了。在肉体消亡之前，他们就经历了「社会性死亡」。

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护丈夫的华奶奶，她说，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。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「你妈已经走了」。她说（临终时）不想被救活，只想痛的时候，有人握住她的手。

当然不完全是这样，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。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，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，有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可以打球、阅读和看报纸，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，会让他们更有活力。

总的来说，在昆明一年，肯定不足以让我说，「哦，我已经经历（了解）过了」。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，我本来以为，这一代老人会觉得，自己值得更多照护——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、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，曾牺牲了很多。

但我也低估了他们。低估了他们一生中经历的创伤和动荡，以及这些经历，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。他们总是接受一切，展现出韧性，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、强大的回应。

研究结束之后，我也没能再回中国，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，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。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，她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。

我想，这本书的一些观察，在1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。比如，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，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；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，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，而不是提高质量；还有就是，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，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。

对于最后这点，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。

就在2013年9月，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，我的母亲，一位55岁的护士，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。10年之后，2023年，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，因为化疗和放疗，她承受了很多痛苦。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，开始安宁疗护，这之后，她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。

亲眼目睹她接受临终关怀，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——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，很明显，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。他很放松，会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会和我爸爸开玩笑，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原来在肿瘤科，医生总是很匆忙，常常迟到。

治疗时，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，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，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，然后提出解决方案，努力缓解它。这让我觉得，这是很好的护理——这听起来很基础，对吧？但其实，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，这是缺失的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，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。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，妈妈更放松了，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余裕，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。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，临终时，人也可以获得疗愈。讨论死亡和临终，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。

图源电影《漫长的告别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