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，听父亲说他在宁波念私塾，看到过教书先生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掌。父亲还说，旧时的私塾老师，不仅教学生读四书五经，还教学生对对子。我最早知道对子，是小学语文老师讲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三味书屋私塾老师寿镜吾出了一奇对，上联是“独角兽”。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对起来：双头蛇、三脚蟾、六耳猴、八脚虫、九头鸟、百足虫，真是五花八门，但寿先生都不满意。鲁迅
威尔基·柯林斯是我最早知道的英国人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读了他的《月亮宝石》，印度王冠上的宝石带着诅咒流落于英国，谁拥有了宝石，谁将遭遇灾祸。故事的具体情节我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三个缠头的印度人，他们好像吹着笛子，好像还玩着蛇，他们是宝石的守护者，是命运的使者，他们追随宝石，直到天边。现在我会告诉你，这个故事是殖民心理的例证：他们对&ldquo
过街天桥上有一个乞丐。他不会弹琴，不会唱歌，甚至不会在地上书写悲惨的遭遇。所以，只是偶尔有人把硬币丢在小盆里，乞丐总算能填饱肚子。另外，还能坚持他唯一的习惯：每天买张彩票。夜幕降临时，乞丐会回到他的住处——城郊一个废弃的菜园。菜园里有一眼枯井，井边有棵树。这天，跑来一条瑟瑟发抖的小狗。小狗瘦得可怜，试探着在乞丐的小盆里舔舐着，乞丐昨晚
快乐似乎天然是好事。我们似乎都在追求快乐，但不是把它作为手段而是作为其自身来追求。过节时，我们祝亲友节日快乐，没有祝他不快乐的。我们自己也愿意快乐而不愿沮丧，碰到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它赶紧过去，快乐当然也会过去，但我们不会盼它消失。不过，把快乐等同于善好，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。我曾经询问过别人《西游记》里谁最快乐？有人回答说是“猪八戒”
当时一方面拼命想上大学，另一方面非常幼稚，都不知道找懂行的人去咨询一下。想上大学，不想当工人，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。记得当时很兴奋，一门心思想上大学，读什么无所谓。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，我在中学时，自我感觉化学很好，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。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，也没想明白。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，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。匆匆上阵，第一年虽然参加了复试，结果还是
每座城市都是有色彩的。譬如大同，现在人们都说这座塞上古城是蓝色的，并亲切誉之为“大同蓝”。不用说，大同的天是特别蓝的。穹庐在上，白云悠悠，那种蓝啊，不淡、不浮，不浓、不滞，有当年母亲浆洗衣被后的亲切和清醇，有街头美女飘飘裙幅的隽逸和洒脱，也有古都出土“元青花”的绝美和华贵。看见这叫人心醉的蓝，只想躺在野花摇曳、
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，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，高更的《永远不再》。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，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。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，雾一般地往上喷，有升华的感觉，而对于这健壮的，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一切都完了。女人的脸大而粗俗，单眼皮，她一手托腮，把眼睛推上去，成了吊梢眼，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，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
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，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。这似乎不能作为一个问题。这样提出来，是因为它出了问题。我们或者已经发现，今天的一些人，甚至是“作家”也未必相信文学。文学这玩意儿作为谋生的手段尚可，但要真的相信它，在心里保持它的尊严和地位，他们是不干的。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，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。能够像古典作家那样相信文
从童年到青年，我在河南农村老家生活了十九年。在我离开老家之前，我们家照明一直使用煤油灯。这种灯是用废旧墨水玻璃瓶制成的，瓶口盖着一个圆的薄铁片，铁片中间嵌着一根细铁管，铁管里续进草纸或棉线做成的灯捻子，煤油通过灯捻子沁上去，灯就可以点燃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们家的灯头总是很小，恐怕比一粒黄豆大不了多少。“黄豆”在灯口上方玩杂技般地顶着，
已经记不清楚跟酒结缘是什么时候了。我疑心那些声称从小就沾上酒的朋友们，家境多半是比较好的。酒是粮食的精华，粮食如果是基础，那酒就是上层建筑了。我们总要先满足自然需要，也就是解决吃饱的问题，才能考虑精神享受的事。从道理上说来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该有点酒缘。我母亲是一家酱酒商店的经理，我原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小时候偶尔到她店里去玩，会看到有些闲汉围坐在柜台外的八仙